改革开放年我国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发展

在冷战期间，西方学术界在其历史悠久的斯拉夫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苏联学”，中国学界也在自身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体系。苏联解体后，伴随着后苏联空间里众多欧亚国家的出现，中国学界渐渐出现了“俄罗斯学”①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主要有国玉奇：《试论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学》，载《中国俄语教学》2007年第2期；赵传君：《关于创建中国俄罗斯学的探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李明滨：《中国的俄罗斯学：现代进展与历史溯源》，载《文汇报》2017年7月28日。“中亚学”②参见赵常庆：《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形成与现状》，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的提法，一些学者积极寻求创建或发展俄罗斯学、中亚学。但是什么是俄罗斯学、中亚学？其内涵和外延如何？不同学科的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们除了在其跨学科性上保持一致性认知外，在其他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由于笔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就以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为视角梳理归纳和总结俄罗斯中亚研究的情况。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分别属于俄罗斯学和中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作为不同于美欧政治研究的另外一极，在国别政治研究中享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由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既不同于美欧国家，也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深刻差异，俄罗斯中亚政治深刻体现出国际政治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在冷战结束后从苏联学中分化出来，它们在切割彼此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各自的研究范围。第二，在适应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政治研究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出现了不同于苏联学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变化。第三，在兼容并蓄已有成果、学科发展意识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无论是与其他学科之间，还是在自身内部都主动、积极地加强协作，以增强发展动力，适应不断扩大的解释和指导现实问题的需要。

一、苏联解体带来学科分化

在深厚历史积淀和中苏意识形态相近的优势基础上，中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之前，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水平与西方的研究水平不分伯仲，各具优势。那时大量年富力强的20世纪50年代留苏的中国学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下，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能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专心做一番事业，他们对自己非常熟悉的苏联从各个角度展开解读，扩大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国外苏联学研究界普遍对中国学界在那段时期的进步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断了这一研究进程。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苏联研究热的降温，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存在诸多的困惑，中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面临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上。学者们希望从中找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寻找改革和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伴随新独立国家走上国际舞台，新的欧亚研究空间被迅速打开。苏联解体留下的广阔欧亚区域的政治经济动态比苏联时期更为复杂，且处于急遽的分化过程中，而中国发展与新独立国家关系的实际需要促使中国学者们时不我待地投入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中。这段时期对后苏联空间的研究和教学体现出的是紧迫性和挑战性。

以往统一的苏联学研究出现分化，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新的研究标的。很多苏联学的研究者将其学术和教学重点缩小至俄罗斯本身，而另一些学者则从自身所长出发，重点就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亚或高加索地区进行研究和教学。与之相伴，一些以新独立国家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上海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2012年2月成立）、大连外国语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2014年4月成立）、中国地质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2012年10月成立）等，学者们的分工日益细化。一些掌握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内学者也投身到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中国新疆地区掌握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的学者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一些来中国学习的中亚留学生在推进双边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对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注，由于整体范围内俄语人才的老化和向商贸领域的转移，苏联问题以及俄罗斯研究在苏联解体后初期步入了一个徘徊和下降的状态。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网址: http://www.elsyjzz.cn/qikandaodu/2021/0715/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