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我国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发展(2)

来源:俄罗斯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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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苏联解体前,学界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范畴,主要采取的是跨学科国别研究方式。苏联解体之初,各

在苏联解体前,学界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范畴,主要采取的是跨学科国别研究方式。苏联解体之初,各个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进入世界政治舞台,学者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推出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对这些新面孔进行多角度、多领域的探寻。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仍然带有苏联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即普遍偏重于跨学科国别研究的方法。这一时期对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研究重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转型和经济私有化改造等问题上,转型学理论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学者们力图对独联体国家的转型道路及其未来趋势做出研判,这既是中国改革发展需要借鉴的内容,也是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需要追踪的热点。但是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学科来说,后苏联转型的研究成果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他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未能做出有价值的学科性理论贡献,人们仍然面临许多难解的认识问题。

二、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新变化

独立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明确宣布转型发展的目标是西方通行的政治经济制度,西方在发出“历史的终结”呼声的同时,对上述国家的研究兴趣下降,开始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纳入学科研究的框架下。由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它们在俄罗斯中亚研究方面开始发挥指导作用。例如政治学理论在关注政党竞选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一套有关选举地理的分析理论,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者们受此启发,也出现了对俄罗斯选区划分的研究成果。通过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启发,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不断填补着自身的研究空白,变得更加完善和科学化。西方对俄罗斯中亚研究转向学科化且快速推进,这一趋势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学界。杨成认为,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逐渐式微,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①杨成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在中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学科化和各自独立构建有秩序地展开。

中国的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者以往喜欢使用跨学科的国别研究方法,现在受界定俄罗斯中亚国家在新世界格局位置和发展趋向的压力增强所迫,同时也受国际学术同行们潜移默化影响,他们也积极研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理论,特别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成果的内容和形式上。以往的苏联问题研究成果很多是以资料汇编或者俄文翻译稿的形式出现,而当前的俄罗斯中亚研究则明确以理论创新、独立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优先目标。笔者在中国知网以“苏联”并“政治”检索得到的1978年研究成果,共计13篇文章,其中超过一半的文章是苏联学界资料的总结和翻译稿。

在检索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从1978年到2018年以“苏联”并“政治”检索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先快速上升,在1989年达到顶点(309篇)而苏联解体后缓慢回落的态势。这对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从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前这段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一种印证。对苏联政治的研究在1998年跌入低谷(61篇),然后出现一波上升和回落的变化,新的一个次峰值为2011年(281篇)。我们再以“俄罗斯”并“政治”检索中国知网的文献,发现研究成果的数量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处于可以忽略的微小状态,在俄罗斯独立后稳步上行,到2014年达到峰值(381篇),然后有所回落。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献成果的内容和质量,2018年“俄罗斯+政治”的文献数量为206篇,2017年“俄罗斯+政治”的文献数量为241篇,其中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居多。在这些成果中,积极运用理论工具来分析现实中的政治和外交现象,或者通过对相似事件的类比和归纳以求找出某种规律的文章比例明显提高。这增强了俄罗斯中亚研究者们与理论学科工作者的对话能力,对于政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拥有了更强的解答和指导价值。总之,与1978年相比,2017年、2018年“俄罗斯+政治”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质量也是今非昔比。

第二,积极探索西方学界在科研和实践中产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对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适用性,解答了理论的普遍性与俄罗斯中亚情况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增强了人们运用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的信心。虽然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普适性和国别性的二元特征,但是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在借鉴和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学者们需要根据其抽象程度、适用环境、价值取向来进行恰当区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知识转移不能完全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①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一般来说,“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采取国家利益原则,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坚持普适性原则”②同上。。由此可见,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越是接近学科化、理论化,脱离以捍卫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政策研究层次,则其与西方创立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就越大。在这种情境下,俄罗斯中亚研究者们就越有可能和必要使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设计。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网址: http://www.elsyjzz.cn/qikandaodu/2021/0715/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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